刚入其它坑被推荐的第一部小说，但第一时间并没有看另辟捷径：***发表，总觉得70周年专题名字不太喜欢，但经不住大家的疯狂“看过绝对不后悔！”我就看了，看完之后发现另辟捷径：***发表是真绝对不会后悔系列的小说。
另辟捷径：***发表章节试读推荐
●***指着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负责人说：“你们野心不大，斗争性不强，王道太多，霸道太少，像小媳妇不敢斗争。”
●***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说：“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
● 听取汇报听取工业部门的汇报
1955年12月，***和***等中央领导人在处理繁忙的日常国务之余，抽出大量的时间，从事调查研究和听取汇报的活动。
当时，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这样，***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次调研，既是为八大作准备，同时又超出了这个范围，提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
首先，是***听取各部委的汇报，其次是***外出调查。***计划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听取汇报的，除***外，有时***和陈云、***以及书记处其他人员也参加。
国务院三办和建委的汇报，以薄一波为主，各位副主任作补充。当时，薄一波作为汇报者和这次汇报的具体组织者，共参加过20多次。重工业口各部、轻工业口各部、交通口各部的汇报薄一波都参加了。
34个部委汇报开始不久，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向***建议，通知工交部门约200到300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也向党中央、***写一个书面汇报。
***采纳了这个建议。不久，几百个工厂和工地的书面汇报，也像雪花一样飞向中南海。
汇报从重工业部门开始。
1956年2月14日，这是***第一天听取汇报，听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
汇报一开始，***指着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负责人说：
你们野心不大，斗争性不强，王道太多，霸道太少，像小媳妇不敢斗争。
轻、纺两部负责人在汇报中充分介绍了轻纺工业这几年来为国家积累所作的贡献。轻工业部门基建投资与工业利润的比例，1953年为1比19，1954年为1比21，1955年为1比31，呈逐年增大的趋势。
纺织工业部门新建一座毛纺厂，总投资约2070万元，投产后一年的时间，即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4600万元，是投资的22倍。
轻纺工业部门为国家积累所作的贡献如此突出，却有自己的苦衷，国家对轻纺工业投资少，根据国务院各部编制的“二五”计划草案汇总，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将扩大到11比l。
当时，轻纺工业企业设备陈旧，潜力难以发挥，产品数量、质量、花色、品种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轻工业部门所需设备，有一部分机械工业部门不能供应。轻纺工业所需的农产品原料，农业部门不能按量供应。
但是，对于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两个部门的负责人都顾虑重重，担心冲击重工业这个中心。
***看出这一点，批评说：
你们心平气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凡是重工业部门不干的，你们自己干。
***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在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当时，计委等部门的汇报表明，沿海工业在建国头几年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极大作用，据1952年统计，沿海各省市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钢铁工业80％分布在沿海，纺织工业80％的纱锭和90％的布机也分布在沿海。
1954年以后，沿海不建新厂，限制了发展。轻工业部提出，扩建、改建现有企业，但轻工业企业多在沿海，不敢作大的扩建。
***说：“上海地区不作大的扩建，还值得考虑。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他还强调了一句，“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
***接着说：
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在汇报到设计问题时，***讲起一段认识论。***若有所思地说：
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讲到技术问题时，***主张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先学来，就像小学生写仿一样。这和行政措施不一样，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
关于降低生产资料利润问题，***认为这是件大事，影响到整个人民生活。降低利润，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
在讲到本位主义问题时，***提出一个重要观点：
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
***接着指出：
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的精辟概述受到与会者的赞赏。
从1953年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适合中国特点的成功道路，积累了许多新鲜经验。与之比较，中国的经济建设虽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但是自己的创造较少。
当时，中央没有管理过现代化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不得不在最初的经济发展阶段借鉴苏联模式，计划、财政、金融、物资流通等各项体制都是仿效苏联的。
在后来的1957年，***在莫斯科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谈话时说：
我们搞革命有经验，但建设没有经验，还需硬搬一部分苏联的经验……因为我们不向苏联学向谁学呢？
苏联“老大哥”固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可资模仿的样板，但地理、资源、文化、历史等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它的经验即使是正确的，也有许多不适用于中国的地方，何况它还有不少负面的东西，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经济建设全盘仿效苏联，已经显露一些问题。弊端何在？原因何在？如何解决？***因此决定作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批评部门文风
1956年2月15日，***听取电力工业部等的汇报。在听汇报中间，***着重谈了一长制问题。他说：
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8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那还得了！
***接着说：
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
2月15日这一天，电力工业部门的回报从早晨9时40分开始，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向***汇报电力工业部的工作，13时左右结束。
接着，***去勤政殿，会见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政府代表团；19时10分，会见结束，回到颐年堂，继续听汇报，一直到22时10分才结束。
听汇报劳累，除了时间紧凑，连续作战以外，还因为一些经济部门整理的汇报材料很不理想，只有干巴巴的条条或数字，没有事例，使***听起来非常吃力。
有一次，听一位部长汇报，***紧皱眉头，忽而抬起头来说，听这样的汇报，“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有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
***说:
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要请我的客，又不给我肉吃，是不是自己要留一手！
***说，半个月来的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继《高潮》按语之后，对中国经济部门的文风又一次善意而尖锐的批评。
***把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和听取34个部委汇报，看成是他建国后的两次调查。两次调查仅隔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前一项调查已经艰苦备尝。为什么事隔一个多月之后，又要花大力气，专心致志地进行这么一项大规模的“汇报工程”？
对于这个问题，***后来在有关的讲话中，已有明确地做出了说明：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从汇报中大量获得了来自实际工作部门的信息，概括、归纳、分析、判断，他一边听汇报，一边思索所提出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其实，就在听汇报的过程中，***已经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准备学国外先进经验
1956年2月16日，***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根据前几次汇报的情况，***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并且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在这次汇报中，***再一次批评一长制。他说：
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还说：
苏联内务部不受党领导，军队和企业实行一长制，我们就不学。“一长制”这个名词有些独裁。过去苏联有电影部，没有文化部，只有文化局。我们相反，有文化部，没有电影部，只有电影局，有人就说我们同苏联不一样，犯了原则错误。后来，苏联也改了，改成跟我们一样。设文化部、电影局，取消电影部。苏联原来男女分校，讲起利益之多，不得了，可是现在又要男女同校。所以学习苏联也得具体分析。我们搞土改和工商业改造，就不学苏联那一套。陈云同志管财经工作，苏联的有些东西，他也不学。总之，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
***又讲到好大喜功的问题。他说：
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关于学习苏联，***采取分析的态度。他指出：
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他的。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他。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关于学习外国问题，***说：
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
2月17日，***继续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称赞国务院三办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3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
当二机部汇报说，到1962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
***断然地说：
全部自给，不仅1962年不可能，1967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
***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精辟地指出：
多快好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自从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起，就提出希望经济建设走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他说：
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1921年到1941年整风以前，有20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1953年各部还没有方向。1952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1953、54、55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强调要打破迷信
1956年2月19日和20日，***分别听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汇报。
19日的回报一开始，***问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局长万里是什么地方人。
万里回答说山东人。
***又问：“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
万里说：“没有看过。”
***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汇报之前的这个插曲，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在这次汇报中，当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谈到一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时，***说：
你这些都不写，只写骨头。一个工人砌砖，从400块提高到1200块，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
汇报结束后，薄一波对***说：“几天来向主席汇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有些具体问题，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谈一次。”
***要薄一波把问题集中一下，答应一个月后一起讨论一下。
2月21日，听城市建设局汇报。
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
***略作思考后说：
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1000万人，上海也是1000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22日，***听取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25日，听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说：
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
***接着强调说：
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他，理由有：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这时，***插话说：
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
***接着说：
加上他们揭盖子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
***所说的揭盖子，是指当时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2月24日晚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第一次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
当时，与会代表们时而屏气静听，时而群情激愤，时而掌声雷动。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震惊不已，人们一时无法解释斯大林这一被崇拜的偶像竟然会犯有如此严重的错误。信的，不信的，半信不信的，心态各异。
在这次汇报中，***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很赞成。
***说：“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
***和***的话，留给了与会者深刻的印象。听取轻工业部门的汇报
1956年2月28日，***听电力工业部汇报。在这次汇报中，当听到1955年发电量为98亿度时，***感慨地说：“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
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50年才能赶上美国。***用肯定的口气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2月29日，听煤炭工业部汇报。***称赞煤炭工业部的报告有材料有议论，大有进步。汇报结束时，薄一波说：“我们汇报了13天14次，第一轮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
***说：“刚开始接触问题，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赞成，没有任何意见。”
重工业部门的汇报完了。从3月1日起，开始听轻工业部门汇报。听了10多天的汇报，***对经济建设问题已经开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带战略性的问题。
3月1日，听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时，***提出：
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
早在17日听汇报时***就提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
在这次汇报中，当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十分明确地指出：
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
在汇报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说：
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新建一个8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汇报中的这个材料，给***很大启发。他肯定地说：
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3月2日，听地方工业部汇报。在汇报前，***先讲了一段怎样作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他说：
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在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中，引起***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
***说：
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这表明，***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已经萌生。
至此，***对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已经有了初步的规划，关于产业结构问题，主要是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问题，***也有了自己的看法。
从1949年到1955年，中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全面增长，但增长速度重工业最为突出。计委认为在解放前，我国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少比重，重工业的基础则更加薄弱。因此，当时工业建设坚持以重工业为中心是正确的。
重工业薄弱，要很快赶上去，但过分突出，脱离合理的比例关系，会产生不良影响。对此，东欧一些国家已有这方面的教训。***听取了中国工业部门的报告后，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已经了如指掌。***总结汇报问题
1956年3月3日，***听轻工业部汇报。汇报到烟叶质量下降时，***批评说：
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这次汇报，也谈到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问题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对此，***说：
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
***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他说：
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
***又说：
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4元、3元，为什么不搞？
接着，讲到培养干部问题时，***说：
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轻工业部门的汇报，这一天结束了。
3月4日，听手工业管理局汇报，在这次汇报中，***没有发表多少意见。
3月6日、8日、9日，***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的汇报。
***听得很仔细，不时地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比如：建国后新修建的几条铁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线造价是多少？固定资产包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类运输营业人员是做什么工作？
当汇报到铁路基本建设自从1953年批判冒进以后，又产生了右倾情绪的时候，引起了***对历史的回忆。***意味深长地说：
1953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坏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只有团结，也不是只有斗争。对于党内的关系也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讲从前的反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是否会短一些。
***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的汇报后说：
我国海船吨位只占世界总吨位不到03%，这表现我国太穷。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
他说：“交通运输一定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要多修公路。发展地方工业和修公路，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在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说：
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
讲到肃反，***认为交通系统的肃反数字太多了，叮嘱说：“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
3月15日到18日，听取农业林业水利部门的汇报，包括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
3月19日到4月11日，***听取财贸金融部门的汇报，包括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及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合作总社、粮食部、采购部、财政部、人民银行。
34个部门的汇报结束了，整整用了35天。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结合听汇报，从4月12日到17日，***又连续6天参观机械工业展览。
这个展览设在中南海瀛台，展览的规模不算小，几乎占满了瀛台几个院落的所有平房。
展室是古老而陈旧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一流水平的。内容很充实，使人开眼界，长知识。
***每天下午来到瀛台参观，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3个来小时，他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钻研。
汇报结束后，***对各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关于生产力的布局问题，主要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计委在汇报中提出，在工业布局问题上，除了要考虑资源、市场和交通运输等条件外，还要考虑沿海与内地的关系。
据1952年的统计，中国沿海各省市工业的产值，大体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内地占30％左右。这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反映。从合理布局和国防安全出发，当时对沿海搞新的基本建设是控制较严的，要求新建项目主要放在内地。
国防工业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从经济上看实际上是更深层次的产业结构问题，即重工业内部的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的关系问题。
1956年初，中国在酝酿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5年长远规划中，曾经有过一种设想：我国国防工业建设的目标，要求在1961年达到满足战时最大需要量。按照这个设想，在1956到1959年的４年中，每年必须建50个大型国防工业工厂。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后经计委与有关部门商量，达到最大需要量的时间推迟到1964年，满足最大需要量的产品，30％靠战时动员民用工业部门生产，70％靠国防工业生产。
经济体制问题，主要是国家、集体、个人的权利、责任、利益分配问题。国务院五办在汇报中，从企业财务管理的角度，提出了企业自主权问题。各省、市、自治区和重点企业在口头与书面汇报中，对这个问题讲得比较多。
关于国家对经济和其他事业的管理体制问题，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计委汇报说，现在各省、市、自治区普遍要求多办工厂。省、市委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汇报，对束缚地方积极性的一些制度反映强烈，并从人、财、物各方面列举了大量的事例。
在这一段时间里，***同时做着另一件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他在研究和思考由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出来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当时，***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并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听各部门的汇报，只能时断时续，但他终究坚持听完了最后一个汇报。***提出六大关系
1956年4月18日，新的一轮汇报又开始了，是李富春向***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
***、***、***等人参加。这次汇报将在24日结束，共6天。
实际上，这是***向34个部门作系统调查的延续。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这一阶段则是综合性的。在这次汇报中，***都会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18日的汇报中，***再次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说：
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
***认为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又说：
1956年至1957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总之，要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4月19日，***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出3个关系。他说：
3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还警告说：
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90%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就在这次听汇报的时候，***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说：
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
4月20日，***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当天，***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5个关系。他说：
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还说：
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
说到这里，***插话说：“应该压缩的就压缩。”
在4月21日的汇报会上，***说：“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4月23日，***指出：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4月24日，***又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个关系”，它们是：
一、轻工业与重工业；
二、沿海与内地；
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
四、个人与集体；
五、地方与中央；
六、少数民族与汉族。
***还说：
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
至此，这次调查全部结束。这是***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做出重要批示
1956年4月中旬，***看到一份材料，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的一次谈话纪要。
在这份材料中，哈格尔说：
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例如，我们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将德国科学界很有权威的魏尔啸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而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孟德尔学派。
哈格尔还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阐明了态度：
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他还说，在哲学上也要重新研究，我们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
当时，***联想到中国，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4月18日，***批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
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
34个部委汇报结束后，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进行讨论归纳。
由于部署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国际形势紧密相关，考虑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等问题，直接涉及对未来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因此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中心是分析国际形势，估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问题。
到1955年底和1956年初，中央逐渐感到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政治局会议认为，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10年或者更多一点和平时期。
建国后第一个五年军事费用支出占国家预算支出的24％，政治局会议设想第二个五年减到20％以下，15％的样子，以便腾出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
另辟捷径：***发表章节试读推荐
●***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说：“前8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 论十大关系***阐述十大关系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扩大会议。
4月25日，***在会上第一次讲《论十大关系》，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成果。
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谁也没有料到***要在这次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在讲话中首先说：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10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10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接着指出：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然后，***开始阐述新中国的十大关系。
***首先谈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他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说：
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
***说，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指出：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强调说：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接着，***谈到第二个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说：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还说：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10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10年，就算5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4年的工业，等第5年打起来再搬家。
……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做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认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论中央与地方等关系
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在谈到第三大关系，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时，***说：
国防不可不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谈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说：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
……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
接着，***谈到农民问题：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1954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70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
……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
……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6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接着谈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说：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他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他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
***说，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
***还认为，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认为：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提到党和非党的关系时，***说：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最后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论中国和外国等关系
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第八个关系，即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时指出：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说：
有几点应当肯定：
第一点，应当肯定，1951年和1952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
第二点，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
……
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
……
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
接着，***谈起是非关系，他说：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还例举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说，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
在***看来，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
***因此说：
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最后，***谈到第十个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说：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再次谈到对斯大林的看法：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年、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接着说：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接着，***还总结了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两条缺点是：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
***说：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至此，***对中国的十大关系阐述完毕，这个伟大的思想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要求正确处理矛盾
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论述了新中国存在的十大关系。
在讲话最后，***说：
一共讲了10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强调说：
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以苏联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又有重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5条是主要的。
当时，国内国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整个形势趋向缓和，在国内，三大改造接近基本完成，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适应这种新的变化，《论十大关系》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提出一些新的方针。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
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给地方更多的权力和独立性，发扬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地方民族主义要反对，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
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社会镇反要少抓少杀。
在是非关系上，讲党内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强调要好意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
1956年4月，***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同时，提出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双百”方针的提出，酝酿已久。早在1950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以哪个为主的争论。
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5月5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戏曲界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1953年8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负责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的陈伯达向***请示工作方针，***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
以后，“百家争鸣”成为整个科学工作的指导方针。1956年2月，在***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谈到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科学工作中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
2月1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
中宣部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反映给苏共有关方面。1953年2月19日，***就这个材料写信给***、***、陈云、彭真、***、陈伯达、陆定一。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在这封信里所表明的态度，对中共中央做出双百方针这一决策，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双百方针的提出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不是偶然的，它们代表了***在当时对中国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这一时期的思想，对新中国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会议谈论***讲话
1956年4月27日，在***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
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27日发言中讲到，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
陆定一从中国生物学家胡先的一篇文章讲起。他说：
从前我们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了苏联，所以我们就生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
这时，***插话说：“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
陆定一说：“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
***问：“胡先那个文章对不对？”
陆定一说：“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
***说：“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还是学部委员吗？”
陆定一回答说：“不是，没有给。”
***释然地说：“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陆定一继续发言。他在讲到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时说：
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是封建医学。这是根本错误的。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把那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在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
陆定一又讲到文艺问题。他说：
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30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
***说：
《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
这时，***说：“最近看《十五贯》了没有？”
陆定一说：“我看过，很好。”
***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
正当中共中央酝酿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在浙江出了一个昆曲《十五贯》。《十五贯》轰动了北京城，轰动了全国，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看了。
当时，***说：
《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
昆曲《十五贯》宛如一朵绚丽夺目的鲜花，它的盛开，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方针增添了光彩，证明了这一方针的生命活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比较严重。
当时，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建国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经过几次批判运动以后，一些“左”的思想在这个领域里滋生起来，比如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鸣，对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中的不同意见乱扣政治帽子，以至无限上纲等等。
还有一个是在移植苏联模式时，把苏联在学术研究中的宗派主义和以政治干预学术研究的粗暴作风，不自觉地搬到了中国；以苏联官方的意见作为评判学术研究中不同派别意见的是非标准。
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窒息文艺和学术研究活跃空气的氛围，对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对中国建设道路探索的思考，以及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使得***至少对上述原因的第二个方面有所认识。
1956年4月，***曾要求中宣部专门讨论一下学术研究中对待苏联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的问题。
到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把“双百”方针作为整个艺术和学术工作的方针，正是他思考的结果，
1956年4月2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在这次会议上，宣传部副部长在发言中讲到文化、科学问题。
他说：
昨天定一同志说得很多。***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到国外去，当然还很可怜的，搞来搞去还是什么《三岔口》啊，荷花舞、采茶舞啊，闹天宫等等。可是这点本钱，还是提出“百花齐放”才搞出来的，要是没有“百花齐放”的号召，还没有这些东西呢！后来中央组织了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会传达了这个口号。这是一个方针，即是说，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
在这次会上，***在作总结讲话的时候明确提出：
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当天，***说：
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
***又说：
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2000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也是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那么，双百方针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文化方面提出的新的指导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是《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内容。但是，不难看出，“双百”方针的精神，同《论十大关系》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因此，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对《论十大关系》内容的一种补充和延伸。中央开会总结经验
1956年4月下旬，***已经听完了来自34各部门的汇报后，发表了意义重大的《论十大关系》。为了总结经验，进一步促进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4月30日，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在北京开幕。开幕式在当天16时开始。
***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董必武、张闻天、彭德怀、***出席当天的开幕式。
出席当天会议的正式代表和特邀代表，共有6156人。他们代表着全国21个民族的先进生产者，在这里誓师向社会主义进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李先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济深、黄炎培、李四光、章伯钧，国务院各办公室、各部、各委员会负责人，以及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也出席了开幕式。
应邀来中国传授先进经验的苏联11个先进生产者代表团人员，在开幕仪式上受到全体代表的热烈欢迎。
大会会场设在北京体育馆。在这个雄伟的建筑物上端，飘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各色彩旗。会场正门上端挂着巨大的会议纪念章。在纪念章中间，镌刻着手执红旗前进的工人阶级队伍的形象和“劳动光荣”的金字。
在会场主席台上面一幅浅蓝色的帷幕上挂着***的画像。主席台对面高悬着会议向全国各个战线上的人们发出的战斗口号：
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学习与掌握新技术！
把各项事业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国务院副总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富春致开幕词。李富春说：
各位代表们，各位来宾们：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个战线上的先进代表人物的盛大集会——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现在开幕了。
……这次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倡议、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持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是在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高涨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形势下召开的。我们将通过这次会议，交流和总结先进的生产经验和工作经验，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的积极精神和创造精神，以便动员全国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把各项建设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加速发展。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必将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
李富春的讲话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接着，***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祝词。当他走上讲台的时候，全体代表响起热烈的掌声。
***在祝词中号召每个代表和他们所代表的每个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以及农民、手工业者、人民解放军战士和其他爱国人民中的每一个先进分子，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密切地联系群众，带领群众不断地向先进的水平看齐，不断地前进再前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有强大的工业、农业和有高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再论十大关系
1956年5月2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当天上午，***第二次讲《论十大关系》，两次讲十大关系的内容有所不同。
4月25日的讲话，批评斯大林内容多些，5月2日的讲话，理论分析多些，补充了政治局扩大会议3天讨论和4天省、市委书记汇报时提出的一些意见。下午继续开会讨论。讨论结束时，***作了讲话。
到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谈十大关系时，已邀湖北、广东两省委和武汉、广州两市委开了4天的汇报会；在这前后，中央还收到广东、河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四川、贵州等省委、天津市委和一些省辖市委给***的书面汇报材料。
民族关系、党派关系、敌我关系，是非关系、艺术流派和学术派别关系，尽管它们并不能囊括社会主义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所有方面，但无疑是这所有方面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社会里最为敏感的部分。
斯大林就是在这几种关系上犯了严重错误，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难得的借鉴，***才结合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上述重要思想。同经济建设一样，中国在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上也开始探寻新的路子。
《论十大关系》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
在后来的1958年3月10日，***在成都会议上讲话说：
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1960年6月18日，***在《十年总结》中进一步说：
前8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是***经过详细调查的直接成果。
***后来回忆说：
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过了几年之后，***在总结建国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
这样，新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反映自身的客观经济规律。***的这些论述告诉人们，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这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听取34个部委和地方党委汇报的目的。
